徐汇游—上海的“拉丁区”

通黄浦江的肇嘉浜，通吴淞江的法华泾，在漕河泾附近交汇，而这交点正是明代阁老徐文定公光启的别业，徐氏有后裔在这里一边种地，一边看顾徐光启的坟墓，所以人称这里是“徐家汇”。

天主教在1607年进入上海。那一年，徐光启从北京回到上海，主持父亲的葬礼，以他大学士的地位号召家乡父老加人教会。这时距徐家汇成为中国天主教重镇，尚有二百五十多年。像徐家汇这样从教堂起源，100年里，陆续地建造成完整的法国式宗教文化设施，形成欧洲文化氛围的地方，在上海，乃至在全国都没有二处。

徐家汇离县城厢十数里，一直默默无闻，徐家汇的真正历史是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。1843年，法国耶稣会士南格禄神父向教区申请传教基地，于1847年，在离上海十几公里的徐家汇农地里，觅到一块地皮，建立基地。当时根本没有正式的道路，只是靠肇嘉浜把这里和上海联系起来，直到20年后，因为和“太平军”打仗的关系，才分别从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里开了两条“军路”，即后来的“华山路”和“徐家汇路”，把它和上海市区连接起来，徐家汇也是自此才正式成为上海城市的一部分。

上海原来农业发达，开埠后工商业、房地产急剧膨胀，天主教上海教区成了远东和世界上少数几个最富裕的教区。加上上海天主教“老教友”有几百年的奉献传统，上海教会掌握的财产非常庞大，他们可以造非常大的建筑。在徐家汇周围中国本地的田宅中，天主教建筑密布，兀自成为一座独立的城市。

徐家汇的主要建筑按类分为四种：
一、宗教建筑：“徐家汇天主堂”，“47年建，1906年重建，教堂所用的红砖都是仔细磨过的；“耶稣会住院楼群”，1847年始建，后改建，建筑庞大，不但超过董家渡的主教府，在远东也别无二处；“大修院”，1878年从青浦横塘迁来，这里负责培养江南教区需要的神父；“小修院”，全国各地的教徒子弟被送到这里进行初级训练；“神学院”，负责培养神学博士；“圣心修女会”，耶稣会的附属女修会，帮助耶稣会从事社会慈善事业。

二、教育建筑：“徐汇公学”，1850年建立的中国内地最早的新式中学；徐汇公学“小教堂”，清初徐光启家族始建，十九世纪改建，上海最老的教堂之一；“徐汇师范”，1920年创办，也是中国较早的师范学校；“崇德女中”，1867年创办，后改名“徐汇女中”，上海法租界贵族学校之一；“启明女中”，1904年创办；“圣诞女中”，1923年创办；“类思小学”，1914年成立；“震旦大学”，1903年创办，1908年迁至卢家湾新址，是世界上著名的耶稣会大学之一。

三、科学文化建筑：“藏书楼”，1847年设立，仿照欧洲帝王藏书楼风格，是中国首座采用近代藏书设施的楼房；“气象台”，1873年创立，为中国和远东地区的气象中心，外滩洋泾浜口的“气象塔”足该气象台的发布点；“天文台”，原是气象台的天文部，1926年10月被世界天文协会定为世界三个地球经度测量基本点之一，徐家汇测定的时间能决定每个人手上手表的精确度；“博物院”，创办于1867年，收集长江流域的动植物标本，是中国最早的博物馆，1930年迁至卢家湾；“圣教杂志社”，创办于1912年，是中国天主教的最大杂志；“圣心报社”，1887年创办，是天主教最早的中文报纸之一：“土山湾印书馆”，天主教出版社，能印制全国最好的中西文字出版物。

四、慈善事业建筑：“上山湾育婴堂”，1864年迁来徐家汇，收养大量孤儿。因为一度收养死亡率高，外界有虐待婴儿致死的传言，对教会很不利；“孤儿院工场”，有教堂彩色玻璃、花边、绣花、绘画等各种车间，这里也培养了像张充仁这样的著名雕塑家；“圣母院”，1869年迁来徐家汇。

同样是宗教建筑群，徐家汇的肃穆有与龙华庙宇群落异样的气氛；同样是西方文化，这里的宁静又与租界的车马喧嚣堪为对比。在徐家汇，常年有许多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耶稣会士神父在这里生活。1884年有一份报告说，当年耶稣会在中国约有100名法国、意大利、比利时籍神父，30名华人神父，还有25名文人、20名教徒作为助手。徐家汇是耶稣会总部，全国的耶稣会士在江南和河北巡回工作，定期回上海，大部分神父常年居住在徐家汇。耶稣会士的特长是做学问，他们不一定都到附近传教，但却在研究中国文化，介绍天主教神学。足不出户，却知天文地理、世俗人情。高墙之内，不婚不宦，也没有什么社交活动，只见黑袍黑帽，一本《圣经》，人人祷告。在上海，徐家汇是一块布满神秘色彩的土地。

因为徐家汇直属法国巴黎耶稣会省领导，来这里传教的大多是法国神父，所以这里流行的是法国文化。徐家汇的马路上，很多学生在学习法国的音乐、舞蹈、绘画、体操，很多人以讲法语为高雅，神父们还都懂拉丁文，喜欢摆弄自己的学识和技艺。这种情景的徐家汇很像是上海的“拉丁区”，如巴黎塞纳河右岸的教会文化中心“拉丁区”一样。

可能是这里的西方文化气息浓厚，当1897年清朝大员盛宣怀创办“南洋公学”的时候，也把校址设在靠近徐家汇的地方。这所中国大学城的出现，进一步加强了徐家汇的文化气息。奉行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交通邮传部属南洋公学，和“中西并重”的耶稣会办徐汇公学、震旦学院，都是清末新式教育的杰出代表。同在徐家汇，既相得益彰，又相互竞争。南洋公学凭国家扶助，发展成著名的“交通大学”，是中国的“工程师的摇篮”。完全私立的“震旦大学”，也在卢家湾校址得到扩充，由耶稣会严格训练，培养出了中国最好的律师和医生。

南洋、震旦和复旦，徐家汇是一个诞生了三个著名大学的地方。不是因为这里阴阳特别调和风水特别有利，而是因为从徐光启以来，这里就得了西方文化的风气之先。徐光启一生调和的是中西文化剧烈冲突下，让东方和西方的人们，在精神和物质上全面地、双向地沟通。后来的徐家汇确实发展成一个调和中西的地方。徐汇公学的毕业生马建忠作了一部《马氏文通》，要调和中国和西方的语言；马建忠的哥哥马相伯在晚年翻译了《圣经》。马氏兄弟在徐汇公学读书时，曾帮助老师意大利人晁德笠把中国的《十三经》翻译成拉丁文，他们又是在调和中国人的信仰精神。连“海上画派”的任伯年等人的人物画，都受到法国耶稣会士画家的影响，可见徐家汇确实是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和文化的策源地之一。

徐家汇作为一个居住区，长期以来是独立发展的，它被上海市区吸收和容纳，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事。到四十年代，原法租界的花园、别墅、新村、洋房、公寓扩展到徐家汇以东的地区。但在商业上，徐家汇仍然没有和霞飞路联成一线。徐家汇的街市只在交通大学和天主堂一带的徐家汇路(后称华山路)上零星开设。1950年，土地广阔的徐家汇区，总人口才96，757人，只有静安寺区的一半，甚至不及它西北面的新泾区(166，203人，虹桥路一带)的多。可见它与上海市区仍有距离。

徐家汇的居民结构是两个极端，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和交通大学的教授，以及各个学校的学生，是当地的知识分子一端，他们占人口的少数。另一端则是许多由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山东逃难来上海的贫苦农民，早期从水路驾船来上海的江南难民，经过教会的帮助，大多生意成功后，住到市区董家渡、卢家湾等地区。后来的各地难民，仍然依靠教会的慈善事业生活和工作，在木工厂、铁工厂、纺织厂、印刷厂当工人。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族工业高速发展时期，也有中国资本家在肇家浜一带开设纺织厂。低技能、低收人者在这里为数不少。在1950年的徐家汇区总人口中，有24，376人处于“失业、无业和家务劳动”状态，失业率高竟达25％以上。当时黄浦区的失业率较低，是18％，而棚户集中的闸北区是27％，普陀区23％，杨树浦区22％。可见徐家汇也曾经是上海一个小小的低收入的贫民生活区。

许多难民入教成为天主教徒，这样更强化了徐家汇的天主教气氛。徐家汇的天主教人口比例在全市最高。徐家汇大堂的圣诞子夜弥撒，是上海天主教徒最盛大的节日。1950年，神职人员共有395人，在全市仅次于天主教徒集中的原法租界嵩山区(602人)。中国教徒信教的虔诚也是有名的，有的信徒在圣母像前一跪就是几个小时。

徐家汇是上海的“拉丁区”，是近代上海最有文化气息的社区。它是上海，乃至全中国近代文化的重要发源地。在它被改造为“寸土寸金”的徐家汇商圈之前，这一社区的文化含金量之充分，足以闪耀历史，光照后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