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过这时期明廷内伤已深，他虽曾力主引进“红夷大炮”对付犯京的清军，也曾主持修订“黄历”以期挽回早在民间沦丧的“天子”威信，却都无补大局，在他去世十年以后，大明帝国便随崇祯自缢而败亡。 因而，徐光启生前已被中外人士敬称“徐上海”，卒后更受到中外历史的长久称道，理由在彼不在此。在哪里呢？就在他对晚明中西文化交往的卓越贡献。

人所共知，欧洲基督教三度入华，终于使“西教”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生根的，是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。徐光启并非由利玛窦付洗的“西教”信徒，却是与利玛窦合作译介“西学”经典名著的首位中国天主教徒。他们合译的《几何原本》，尽管只有前六卷，却对中国人的世界观，由单纯的代数式时序认知，转化为复杂的时空连续性的认知，起了转捩作用。那以后徐光启力倡中国要保持先进与文明的地位，必须“易佛补儒”，而振兴中国文明，就应该承认四海之内皆有圣人，在他看来，“泰西”宗教与科学相结合的义蕴，便可成为改造当时学与术的楷模。

正因如此，在十七世纪初叶即晚明万历末年到崇祯初年，朝廷权贵一再藉口严辨夷夏而掀起反对西学的政治运动，都遭到徐光启和他的同僚的抵制。“徐上海”和两位杭州人士李之藻、杨廷筠，因此合称“圣教三柱石”。但徐光启的着眼点，主要在西学，也难以否认。

当然在沈溶及其后台首辅方从哲发动的政治攻势中，徐、李、杨等能做的，只是尽可能给在华欧洲传教士提供避难所。作为徐光启的故乡，而且徐氏家族都已皈依天主教的徐家汇，从此成为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的荟萃表征。
这也是历史上的徐家汇的文化表征。徐光启去世后八年(1614)，他的家族与上海天主教的神甫信徒举行中西合壁的葬礼，使其墓地也成为天主教在华信徒的聚会中心。十八世纪清廷禁止西教，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天主教才依仗不平等条约恢复在华传播，而徐光启墓地周围，也就成为复活后再度人华的欧洲耶稣会总院的基地。

那以后，围绕徐光启墓建立的中外文化荟萃的表征，有耶稣会总院、徐家汇藏书楼、徐汇中学、土山湾孤儿院和印书馆、圣母院、博物院、观象台、神学院与修道院，以及震旦学院等教育机构。总之，因为出了徐光启，由人杰而地灵，徐家汇也越来越成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过程的首处空间中心。

徐家汇在二十世纪曾饱经沧桑。好在当局和民众都没有忘记历史。徐光启墓已于16年前被列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，连同修复了清光绪二十九年(1903)马相伯为其撰写的碑记。马相伯名良，是虔诚的中国化天主教徒，先后创办过震旦、复旦、辅仁三所大学。他表彰徐光启，立场在中国文化本位，不言而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