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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徐汇历史
         
 

谁要了解十七世纪迄今的中西文化交往过程,谁就会把目光投向历史上的徐家汇。

中国人好说“人杰地灵”。这句话用在别处,未必尽然,而用来形容徐家汇的历史,却很恰当。直到晚明,徐家汇仍是江苏一个三等县城上海郊区的普通村落。它在明末开始名闻遐迩,凡关注“西学”、“西教”与中国文化传统互动历史的中外人士,无不知道徐家汇,因为这里出了一位人杰徐光启。

徐光启于明崇祯六年(1633)寿逾古稀而去世。去世前夜,已由内阁三辅的东阁大学士晋升为次辅文渊阁大学士。然而在年号崇祯的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在位的17年间,内阁大学士如走马观灯似的更换过50多名,因而徐光启留名后世,并非由于他官大。其实,他自壮年中进士以后,官运并不亨通,不得不退居天津从事屯垦,并致力编撰《农政全书》等应用科学著作。到他晚年,明廷面对底层造反和满洲叛乱的夹击,才将起作用。

不过这时期明廷内伤已深,他虽曾力主引进“红夷大炮”对付犯京的清军,也曾主持修订“黄历”以期挽回早在民间沦丧的“天子”威信,却都无补大局,在他去世十年以后,大明帝国便随崇祯自缢而败亡。 因而,徐光启生前已被中外人士敬称“徐上海”,卒后更受到中外历史的长久称道,理由在彼不在此。在哪里呢?就在他对晚明中西文化交往的卓越贡献。

人所共知,欧洲基督教三度入华,终于使“西教”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生根的,是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。徐光启并非由利玛窦付洗的“西教”信徒,却是与利玛窦合作译介“西学”经典名著的首位中国天主教徒。他们合译的《几何原本》,尽管只有前六卷,却对中国人的世界观,由单纯的代数式时序认知,转化为复杂的时空连续性的认知,起了转捩作用。那以后徐光启力倡中国要保持先进与文明的地位,必须“易佛补儒”,而振兴中国文明,就应该承认四海之内皆有圣人,在他看来,“泰西”宗教与科学相结合的义蕴,便可成为改造当时学与术的楷模。

正因如此,在十七世纪初叶即晚明万历末年到崇祯初年,朝廷权贵一再藉口严辨夷夏而掀起反对西学的政治运动,都遭到徐光启和他的同僚的抵制。“徐上海”和两位杭州人士李之藻、杨廷筠,因此合称“圣教三柱石”。但徐光启的着眼点,主要在西学,也难以否认。

当然在沈溶及其后台首辅方从哲发动的政治攻势中,徐、李、杨等能做的,只是尽可能给在华欧洲传教士提供避难所。作为徐光启的故乡,而且徐氏家族都已皈依天主教的徐家汇,从此成为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的荟萃表征。
这也是历史上的徐家汇的文化表征。徐光启去世后八年(1614),他的家族与上海天主教的神甫信徒举行中西合壁的葬礼,使其墓地也成为天主教在华信徒的聚会中心。十八世纪清廷禁止西教,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天主教才依仗不平等条约恢复在华传播,而徐光启墓地周围,也就成为复活后再度人华的欧洲耶稣会总院的基地。

那以后,围绕徐光启墓建立的中外文化荟萃的表征,有耶稣会总院、徐家汇藏书楼、徐汇中学、土山湾孤儿院和印书馆、圣母院、博物院、观象台、神学院与修道院,以及震旦学院等教育机构。总之,因为出了徐光启,由人杰而地灵,徐家汇也越来越成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过程的首处空间中心。

徐家汇在二十世纪曾饱经沧桑。好在当局和民众都没有忘记历史。徐光启墓已于16年前被列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,连同修复了清光绪二十九年(1903)马相伯为其撰写的碑记。马相伯名良,是虔诚的中国化天主教徒,先后创办过震旦、复旦、辅仁三所大学。他表彰徐光启,立场在中国文化本位,不言而喻。

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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